益这样的卖身投靠者,单纯以复社或东林划分他们的好坏并不合适,但他们中确实绝大部分都有许心素所说的那些问题,其实他们所争的,就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明末的环境给了他们这样的土壤,更让部分人为所欲为。
请托之风还算好,也就是走走关系,祁彪佳出任苏松巡按时,张傅去拜见他,见面就拿出名册,要求照应复社人等,其他去拜见的语绅亦有数十人,其中就包括写《圆圆曲》那个吴梅村。在陈新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一不如意,就干扰官府行政,却让他很不喜。…。
现在才崇祯三年,这些士子最张狂之时其实还没到来,就是这个复社的张傅,崇祯七年带领生员驱逐苏州府推官周之奠,周之奠原本也入过复社,与张博有些矛盾,张博发动之后,一边在苏州四处张贴檄文,一边致书京中,先将周之墓改任吴江知县,然后又跟着杀到吴江,最终迫使周之变自己辞职。
这还算是文斗的,更有生员公然结伙打砸县府,将堂堂县令驱逐出境,还洋洋自得的大书一公告称“驱逐县令一名,不许复入”。官服后来对他们的处置也很轻描淡写,丝毫没有起到警戒作用。
而士大夫就更厉害,他们大多都是有很多工商利益,本身有名望,又门生故旧满天下,地方官根本不敢得罪他们,当时有人控诉钱谦益和翟式耘这两个东林大将,“不畏明论,不惧清议,吸人膏血,喷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生杀之权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赋税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士大夫的能量就可见一斑。
直到满清入关后,一些士子舍身为国,有骨气的死得差不多了,但江南残存的士子还是这个风气,满清刻意打击江南的士子和绪绅,结果哭庙案、奏销案等三大案中,满清朝廷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好讲的,直接严酷镇压,杀头了事,此后再无人敢拖延课税,结社上书之风也无人提及。
刘民有吞了一口口水,他来的时候还想着挖些读书人,现在看起来这些人都不好管理,又衣食无忧,除了陈廷栋这种异类,怕也没几个愿意去文登吃苦口陈新听了这些士子和士大夫的能量,也在心中警惕,自己根基尚浅,最好不与他们正面冲突。
那边画舷上面人声鼎沸,那些士子把杯子和碗都摔完了,纷纷叫嚷着,让船工把船靠过去,卷起袖子一副要跳帮作战的样子。
专业的海盗还在这边看着,许心素叹着气道:“詹毅,以后你别出海做杀头生意了,就在这秦淮河上教教他们跳帮,也能糊口。”
那个詹毅道:“属下跟这些人凑不到一起去,倒是我那兄长怕是能够,不过他又不会这套东西。”
那些船工怕撞坏了船,无论那些士子怎么说,都不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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