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府年轻人的依托于经济基础的中产文化。
文化上,实际上也已经割裂了。
耕读传家还是一技之长闯荡天下?
仁智礼仪信?还是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向钱看?
是收地租放贷?还是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谋生发财?
是封建等级不可逾越?还是先秦异端学问里的不论出身选其贤才百工奴隶亦可为相?
共同体的塑造,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只是进行的太过隐秘,朝中无人察觉。
这些新学年轻人聚在一起,说一句“海上航船会先看到桅杆”,大家便会会心一笑。
说豌豆,会心一笑。
唱一句“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打”,也是会心一笑。
通识课本的标准化注释、笑话、童谣、哼哼的歌曲、几乎一致的上下课铃声、被塑造要求喊的老师好,等等、等等,也都塑造了他们相同的记忆。
塑造出了一个被边缘化的、文化上的诡异共同体。
当然,这个诡异的共同体人数并不是很多,相对于大顺的总人口,微不足道。
而且这个诡异的共同体是不学政治的,只学思想品德,也就是各类经书。
不过,问题就在于他们认字。
而大顺的印刷术,是可以印小册子的。
识字是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后世那段混乱而充满希望的历史中,起义的指挥部会在商务印书馆。
如同中国特殊的手工业基础,手工纺织业,纺死织不死,女性骨干基本都是某“纱厂”而不是“布厂”出身的一般。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此时这种刘钰悄悄挖好的坟坑,朝廷并不能感受到多危险。
皇帝隐约能够感觉到这些新学学生的危险,但也只是觉得危险出自于科举不承认他们的学问不能当官而已。
总体上,对此时的大顺朝廷而言,这些新学学生还算是利大于弊,应该还是利远大于弊的。
一来军队和科学院,吸纳了一流人才,收编为朝廷这边的人。
二来苏南地区的工商业发展、海外开拓,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人数本来也不甚多,上升期内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并不会出大问题。
相反,皇帝想要用什么人的时候,还能从这些新学学生里挑。
苏北那种村吏的活,京城的那些人是不可能去的,给的太少。
在京城怎么不谋点事做。自然只能从这种给二两银子就愿意去农村的地方,招人了。
缺了这些人还真就不行,几县乡绅被杀了个精光,总得有人去基层,皇帝也要尝试一下史书中神乎其技的秦时组织模式。
至于那些地方派科举秀才,肯定是不行的。
一来年纪小的吧,还有希望,说不定下次就中举了;年纪大的,都能年年参加考试,那能为那二两银子就去农村?
再者他们也根本不懂一些学问。
于是,在登州府,就出现了这样的奇闻。
公司和朝廷几乎同时在招人,而奔赴过来的年轻人,先去公司那边,实在没选上,才跑到朝廷这边来。
朝廷反正也不在意,一二流的人才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中,都在对外扩张带来的红利下,以不占据科举官缺为前提,挤进了体制内。
去苏北乡村的,能识字、能集中培训一段时间就能上任、能收税、能组织民力将来修淮河修海堤,也就够了。
呼啦啦捡了公司的剩,招募考核了二百多人。
皇帝心里早就算过,实在大赚。
二百多人,就算再多发点钱,一年不过六七百两银子。
散布基层,提一提税率,除掉了中间商,将来修了淮河灌溉区土地产量增加地等亩税也往上一提,如何不比五百两银子要多?
选拔完毕,也不用到处走,直接在登州装船,送去海州。
在海州那边,由刘钰主持,进行短期的培训,然后上岗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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