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荷兰国兵弱。
随后又问道:“这商贾之事,与以往多有不同。不管是刑、户等政府,都需慎重对待。朕所担忧者,唯有一事。就是科举出身的人,是否能管明白这些事?”
这话,按说不该是问刘钰的,毕竟刘钰和科举八竿子打不着干系,他又不是科举出身的,问了也是白问。
但皇帝说完这话,却没有看向四围里科举出身的人,而是望向了刘钰。
皇帝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是需要刘钰的一个表态。
这时候,刘钰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说,这种事都是新事物,科举学的那些玩意,根本管不明白。
或如以前说的“王者不治夷狄”,拿着礼法去要求夷狄,那不是对牛弹琴吗?这商贾之事也是一样,拿着经书之言、君子之义去要求商贾、管理贸易,这不是扯淡吗?
所以,似乎就该改革科举。
另一个选择,那便是说“行、没问题,肯定能管明白”。
按照常理,说都知道刘钰既不是科举出身的、也是一直鼓吹实学的,所以直接选第一种选择,谁也不会说什么。
包括皇帝在内。
甚至此时旁边的大臣都觉得,这是皇帝借题发挥,想要借刘钰的口,来吹吹“科举改革”的风。
但没想到的是,刘钰却道:“臣虽不认同甚么‘天地至理皆在物中、格一物则通万物之理’的道理,但臣觉得这事也没什么难的。科举出身的,一样可以管好。”
“昔者,王荆公虽兴‘新学’、搞‘三舍’。但王荆公却也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啊。旧学出身,却搞新学,亦无滞涩。”
“科举选拔,皆天下之聪明才智之辈,处置此等小事,当无问题。”
“无非是牛拉犁铧,小牛不会,只要拉上几天,也就会了。朝廷自有法度,若无前例,则立新法便是。所谓,下不为例,如此而已。臣亦不过三四流人物,无非先前有所见闻而已。”
“日后若边事安定,想来尝试几年,谁都可做好。”
皇帝似乎颇为认可的点点头,心道你倒是识大体,看来真的是准备南洋之事一了,就要学李卫公“阖门自守”了。
看到皇帝点头,刘钰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心道,得亏贞仪整日耳提面命,多说朝中的情势,若不然只怕今日又要说错话。
可以举的例子很多,但偏偏举了王安石的例子,其实也就是向皇帝表明一种态度。
王安石不只是变法,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意识学问的领袖”,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的。
就像是科举一样,你答题,至少得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
朱子学为官方意识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咔咔地写一堆前秦诸子的思想、亦或是永嘉永康的思想,那肯定是要受到质疑的。
王安石变法,随后自己搞了“新学”。
自己搞出了一套意识形态,借着《诗经》、《尚书》、《周礼》的新注解,作为日后官学的标准思想,搞出了荆公新学。
配套三舍法取士、配套官学统一思想,这才是变法。不学荆公新学、不用新的意识,想当官?别想!
用后世的种种,也很容易理解。类比如申论考试的时候,写一堆绝对错误的东西。总得有一个对错的标准,四海一的“一”字,可不只是一个皇帝派点郡守县令这么简单的。
大顺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复杂到总结成四个字,那就是“破而未立”,以至于一而不能。
朱子学毁了,但新的学派其实还没立起来,没有搞出来一整套的体系、一套从上层基础到下层运行的一整套体系。
皇帝问这句话,其实潜台词是问刘钰,实学,到底是术?还是其中也有道?
你现在已经算是朝中实学的领袖了,你是做术的第一人?还是准备顺带搞出道,做王荆公?变法者加意识领袖一肩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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