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也很希望能拿到大顺的瓷器制造业的技巧,但深知不可能,故而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能够拿到纺织业和造纸业的技术。
这种事,国王肯定是想不到的。
国王只是自认为自己是个天才的战略家,根本不在意这些经济贸易上的小事。
因为太了解,所以知道不可能,也所以只能在刘钰面见法王之前,先把这几件“小事”定下来。
科尔贝尔的政策,延续至今,放在造纸业上,路线也很明确:从大顺招揽技术工人,法国国库投资兴办造纸业工厂,在确保可以生产之后提高关税保护本土造纸业,通过贵族、王室和政府订单确保造纸业蓬勃发展,可以满足内需之后开始对外出口换取金银货币。
造纸业和纺织业,这是弗勒里临死之前,定下的发展计划。
争取在五年到十年之内,依靠大顺这边的棉纺和丝织技术,使得法国成为欧洲技术最好的棉纺和丝织中心;依靠大顺这边的造纸业技术,让法国再也不需要进口英国的纸张,甚至要在满足本国需求之后对外销售。
除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外,弗勒里在死前,还想要了解一下“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国古代对手工业的控制、促进和税收状况。看看是否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法国和英国、荷兰,在经济上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科尔贝尔的一系列政策,延续至今,若以大顺这边的人看来,自是觉得颇为熟悉,至少比英国、荷兰那一套,要熟悉的多。
比如此时的财务总监菲利贝尔,极力促成的“法直道”建设——以巴黎为中心,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每个法国非特权阶层,每年都要为修路服役两周,征发劳役。
比如此时他极力促成的“运河计划”。征发民夫,修建运河,连续挖通了圣昆廷运河,连接了几条大河,提升了基建和运输水平。
这些运河和公路网,以及修建这些公路网和运河的测绘准备,是法革时代精确的卡西尼地图的基础,没有这个时代打下的公路基建,也就没有那份精确的卡西尼地图。
在《双雄记》里,大仲马写道“桌子上摊着一张卡西尼的地图,这上面连最小的崎岖小道都能找到”。
于是法国公众“看到”他们的国家,并且从国家意识的最早地图显现中认同他们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家园、生活的村庄、城镇,明白自己生活的地方叫做法国。
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界定为法兰西,将人民和土地绑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诚于一个非人格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它叫作法兰西。这是后来义务教育课堂墙上多半挂地图的起源。
又比如法国一直颇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当然在法国这边,叫“王家手工工场”,都是由王室专营,工匠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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