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拍卖”的“官产”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产业，广东革命军政斧“官产拍卖”的作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并指责革命军政斧“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荡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随后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陷入到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除了这些办法，革命军政斧还想出了“招商承办厘税”（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扩大征收房屋捐税”、“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而除了新增税种外，其它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曰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斧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革命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革命军人一般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三混成旅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由于广东革命军政斧失去了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大元帅府财政部迫于无奈，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陆续发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发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广东商人的抵制。

　　由于革命军政斧没有了信用，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斧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后来革命军政斧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而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石军粮时，米商们则以“前番所欠粮款尚未付清”为由予以拒绝。

　　为表示对当局财政政策的不满，广东各地的许多商人、企业主往往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广州市郊不少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州地区。随后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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