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政斧之上！”蔡锷皱了皱眉头，沉声说道。

　　“不仅如此，这些由政斧招来政斧养着的兵呢，也很邪门。因为指挥他们的长官，什么师团长，大队长的，却是由下级的参谋们来指挥的。”杨朔铭说道，“众所周知，参谋应该是为上官起草作战方案，再帮助其实施其作战计划的。也就是说长官管参谋是各[***]队的常识，但在曰本军队里，军政和军令是完全分离的二元系统，管参谋长的是上一级参谋长，而不是长官。”

　　“曰本同我国一样，陆军效法德国，海军效法英国，怎么会有读力于政斧和议会的军队？一个军队又怎么会有两个指挥系统的呢？”冯国璋问道。

　　“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曰本西南战争，当时西乡隆盛举兵反叛，曰本举全国之军力平叛，耗资极巨，因而战后无发发饷，遂又有竹桥兵变炮兵之以重炮轰击藏相官邸及天皇皇宫。而自西乡隆盛死后，其支持者多进入议会，鼓吹自由民权，是为曰本自由派之始。曰本军政高层担心议会为自由派所把持，因而当时的曰本大臣山县有朋在以‘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的名义下，把军队的统帅权从议会及政斧那里读力出，直接交给了曰本天皇。”杨朔铭说道。

　　“要是这样的话，这个所谓的‘天皇统帅权’其实是扯淡，应该是山县出于个人的野心而提出来的。”一力主张“军队国家化”的蔡锷想到至今仍然健在的山县有朋，不由得冷笑了一声，说道。

　　山县有朋是曰本明治时代留下来的元老重臣之一，曾历任陆军卿（后来的陆军大臣）、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首相）。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山县有朋成为曰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对曰本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被人称为“首相制造者”，可以说声名显赫，但也因制定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禁止政治团体和政治集会的登记，政斧有权解散政治团体等；禁止军人，警察，宗教者，女姓，教师，未成年者，剥夺公民权者参加政治活动；限制工会活动；禁止同行业罢工等等而声名狼藉。

　　“曰本当时不乏能人，山县有朋的主张难道没有人看得破和出来阻挡吗？”徐世昌问道。

　　“因为当时的曰本各地叛乱的消息不断，曰本政斧焦头烂额，最怕的就是反叛势力和军队勾结起来。军队不参与政治是求之不得之事。就算有人看出来了那又怎样？所谓‘饮鸩止渴’，连当时担任内务卿（后来叫内务大臣）的伊藤博文不但没有表示反对，也大力支持山县的提议。”杨朔铭说道，“为了做到统帅权读力呢？方便天皇掌军，因此才有了军政和军令的二元化，先是将陆军省参谋局从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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