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务员把她听到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她的本上还记着通话时间、守听频率和呼号。记录本上中有空行以便我们写下译文。因为我们搞不清哪些呼语属于哪个‘大队’或联队，故在记录本上作下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为空军部和破译人员分析之用。明显具有紧急战术价值的内容。立即被译成文，交给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或通过空军部转交海军。其余部分在敌方通信联络终止后处理。一位经验丰富的报务员协助我们找台，一发现敌台，他立即大声喊道：‘发现敌台！’，空闲的妇女辅助队员随即开始记录。在早期的年月里，我们的监听技术很不熟练，工作令人疲倦不堪，对长时间监听和寻找敌台尤感不适应。但有意思的是，我们又极不愿意找不到敌台。现在回顾起来。便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当时对日军情况的了解真是少得可怜。”

　　“在我还在上学时，我永远不会想到未来我竟然加入了这样一个秘密机构，成为曾当过我舞伴的那些空军无线电学校年青军官们的对手。”

　　“乍看上去，无线电接收机对我们来说相当复杂。上面装满了各种开关、旋钮和刻度盘，同过去家里用的收音机截然不同。然而后来。我们不仅能熟练地辨别出敌人的通信联络，还很快破译了他们空对空或空对地通信联络的密语及为判明自己、攻击对象或侦察区域位置而使用的坐标。如果不掌握这些坐标，截获的敌方通信就几乎毫无价值。解密如同猜字谜，我们当时既年轻又兴致勃勃，觉得好像是在同日本人玩一场死亡游戏，但不管怎样都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很快就变得极为严肃了。我们的工作日志每天都作为急件送交空军情报部，他们迅速地判读，并马上转送政府设立的破译中心，那里的正式名称为‘政府机要学校’。那儿的密码分析专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慎重仔细地把那些突出的细节记录下来，以同世界各地大量特种部队监听到的材料以及诸如照相侦察、特工人员的报告等其它来源的情报加以综合整编。”

　　“我们的耳朵渐渐地习惯了各种日本口音，可以‘判读’(我们的术语)由于天电干扰和难以捉摸的密语而造成很大失真的敌方通话。例如，我们很快就推算出‘山顶’意为高度，‘风筝’意为敌机等等。我们甚至还可分辨出一些日军飞行中队指挥官的嗓音。后来我们还听说，大海彼岸的日本情报机构当时也在一丝不苟地监听着我国空军的通信联络。”

　　“空军部很快意识到，监听敌方无线电通话是对其它战术或战略情报极为有价值的补充，在敌方发动侵略时尤为如此。最初的实验是成功的。早在战前。设在沿海中部地区有监听站和海外其它数个‘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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