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城集合,开一场会。
八月十二日下午,林曜抵达杭州城,在这里召开了会议。
会议首先是总结这一段时间的起义军扩军和建设工作的成果,进行各项重点内容的汇报。
根据眼下的情况汇算,正兵、辅兵包括各地的护卫队,林曜武装力量已经超过七万人。
通过苏星河的汇报,苏咏霖得知两浙路的治所杭州的建设行动也相当顺利。
苏星河等人找准目标,狠狠打击,拿回宋朝制度丢失的东西,起义军得以迅速壮大。
到底是找回宋朝丢失了什么,起义军就能在短短时间内就迅速壮大?
这一切都源自于宋代的制度。
宋代初期,遵循的是唐朝五代时期的旧制,在乡村中设置里正与户长作为职役共同收缴田赋和各种捐税。
设置耆长、壮丁负责治安管理,逐捕盗贼。
后来仁宗时废除了里正,由乡书手取代。
这样缉捕盗匪,管理户籍、征收赋税等工作,就由耆长、户长和乡书手承担。
宋代规定乡役实行轮流差派,较富有的第一、二或第三等主户承担。
里正由一等户任担任,户长是里正的副手由二等户担任,乡书手协助里正办理文书,由三等户充当。
轮流坐庄的制度,也能保证避免一家独大。
因为是乡役性质,并非朝廷正式官员,所以没有酬劳。
但是手中有权,里正负责管理一个乡少则十几个村、多则几十个村。
宋朝的政令从上往下传达下来,最终要靠他们来实现,从下往上征发的赋税,各种劳役,也得靠他们的运作。
耆长、户长和乡书手就构成了宋朝的最底层的治理体系。
但是所谓的几等户都是靠人评定的,人家说几品就几品。
就这样,宋朝的权力迅速腐败,底层的力量被有心人蚕食。
看似势力众多,其实都只有一个敌人。
在找对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大家同心协力,从而使得起义军的基本盘滚雪球般进一步扩大的局面。
对于这种情况,林曜在后面会议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区分剥削压迫者的方式有问题,没有明确标准的把这些人具体区分开,而是单纯的依靠拥有的资源多寡,这样可能误伤无辜的人。”
“你们要明白一点,我们要消灭的是靠着自己手中的权势剥削掠夺其他人的那群人,而不是拥有资源稍微多一些的人。
很多都可能是他们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人生可没有暴富的捷径。
只要不是靠剥削压迫他人,甚至巧取豪夺的所得,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插手进去。”
林曜的话说完,参加会议的人们面面相觑。
可不是,那些骑在大家头上的人,都是颐指气使、对底层敲骨吸髓的人,
而不是凭借自己努力得到财富的人。
更别说那些生活较为富裕能吃饱饭的农户,都是支付酬劳的雇佣农人帮忙干活,而不是用权势强迫。
他们自身很多也得下地干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暗中还要承受着官僚小吏和大地主的迫害,是起义军应该联手的力量。
“利用手中权势欺男霸女的,那才是我们需要坚决铲除的对象。”
林曜及时给矫枉过正的起义军定下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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