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办公,十二奉行也在随后的三个月中陆续赶来伏见,接受秀保的任命和安排。
有人说,“七司九曹十二所”是对丰臣秀吉制度的推翻重来,是秀保强化自身权力的一项强有力的举措;也有人说秀保还是顾及了丰臣宗家的颜面,七司判中除了后藤基次,皆为受过太阁恩典的大名,且十二所仍以“奉行”为首,也算是变相保留了“奉行”之职,对宗家和尾张派也算是有所交代。
可事实上,此处的十二奉行与当初总揽中枢大权、动辄可以调动千军万马的五奉行相比,实在不值一提,奉行的职责也从主动地决策指挥变成了被动地执行。
不仅如此,名义上七司取代了大老奉行的地位,成为新的决策机构,但在九曹和十二所的压制和牵制下,他们的权力遭到很大地限制和削弱。特别是随着秀保在各地势力的不断深入和巩固,九曹的权力大大增强,秀保一手扶植的十二所也对七司阳奉阴违,从接受七司的命令逐步转变为接受秀保的直接领导。
因此,后期七司权力逐渐萎缩,职能也由决策机构变成了咨询机构,近乎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不少司判自觉驻留伏见无可作为,便向秀保申请返回领地,致使七司时常出现空缺,这更是加速了七司的衰落,助推秀保势力的壮大。中途,虽有片桐且元等人坚持维护七司的权威,但无奈大势已去,最终难有起色。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至少在“七司九曹十二所”刚成立时,不论是丰臣宗家还是各地大名大都还是认可的,毕竟有前车之鉴,谁也不希望再出现一个能左右国家政策、架空宗家的机构出现,将权力进行如此分散,多是被看作是主家衰弱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鲜有人意识到,这个制度的背后,是秀保权力的进一步膨胀,昔日五大老、五奉行掌握的决策权,正潜移默化地转移到秀保一人手中,与此同时,他身后的暗流似乎也更加汹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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