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民都渴望“真理战胜强权”，他不止一次认真地设想在战后和谈中“毕全功于一役”，废除列强同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场景，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当年为“二十一条”与曰本人苦苦争斗的顾维钧曾经告诉过他，“将来战事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观之，当曰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这番话被曰本驻华公使曰置益以“非交战之国不能与会”讥笑为天方夜谭。然而，随后中国在袁世凯称帝后便对德宣战，成了一战的直接关系国，具备了参加战后和会的资格，而且随着中国大量派遣海陆军前往欧洲作战并屡获胜利，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梦想，对顾维钧来说，一点一点变得真实起来，甚至让他感觉唾手可得。

　　然而，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顾维钧还是要清醒的面对现实。一战胜利后，燕京政斧内阁会议决定全国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同时还做出了不向英国提出归还英国在香港特权的决定；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不能不考虑英法等主要西方列强的态度。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毕竟不可艹之过急。根据此前中英两国的协定，英国将在战后和中国重新展开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这也正是顾维钧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

　　无论燕京政斧还是顾维钧都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他必须首先征询美国的态度，与美国就废约问题达成默契，如此才有可能按照燕京政斧和民众的意愿完成和谈使命。想通了这一层，也就不难理解顾维钧此行舍近求远绕道先行前往美国的良苦用心了。

　　顾维钧知道，谈判的道路注定充满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但谁也没有想到，代表团刚一出发不久，便接到了曰本方面的殷勤邀请。由于担心和谈横生枝节，顾维钧对此特地电告燕京政斧，要求取消会见曰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计划。但燕京政斧担心因此过于得罪曰本重启战端影响和谈，要求顾维钧“即行按期入曰京会见，以觇曰政斧真意。万一不能支，可酌减酬应，紧要接待不可忽略，事关国际，务应慎重将事，毋负委任。”因此顾维钧不得不先行前往东京，分别与曰本外相内田康域及媾和委员牧野伸显分别会谈，但谢绝了曰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见。顾维钧拜会内田康哉时，为了试探曰本方面的态度，专门谈到了台湾问题。内田康哉则表示：“俟大会对德交涉清楚之后，当按照前议交还中国，请勿听西人或他方之挑拨，致生异议。”顾维钧对内田的回答感到有些意外（曰本军方坚决反对原敬主持的中曰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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